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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、广州火车站被偷(第1/2页)

绿皮火车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带钻了一整夜的隧道，耳朵里全是轰隆轰隆的回声，气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耳膜胀得生疼。陈建军没怎么睡，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座位上坐着，过道里站着，厕所门口蹲着，连行李架上都躺着人。空气浑浊得像被人反复嚼过的口香糖，烟味、汗味、泡面味、脚臭味搅在一起，熏得人脑袋发昏。

他抱着一个蛇皮袋，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、母亲连夜烙的十张饼、一张皱巴巴的岳阳到广州的火车票——票价十七块八，硬座普快。蛇皮袋是化肥袋子改的，上面“洞庭氮肥厂”几个字还依稀可辨。他把袋子抱得很紧，像抱着什么值钱的宝贝。

其实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是母亲临行前塞给他的八十块钱。十块一张的，崭新的，在枕头底下压了一整夜，叠得整整齐齐，用一块蓝布包着，塞在蛇皮袋最深处。母亲说，到了那边先别乱花，找到阿强再说。

火车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多到了广州站。九十年代的广州，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期，广州火车站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，成了无数外来务工者、创业者、寻亲者的第一站，也成了鱼龙混杂、藏污纳垢的地方——这里既有梦想的起点，也有意外的陷阱，空气中除了湿热的咸腥，还飘着一股浮躁、混乱又充满生机的气息。

陈建军跟着人流从车厢里涌出来，脚踩上月台的一瞬间，腿有些发软——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，腿肿了，脚胀得鞋都紧了一圈。他站在月台上愣了几秒钟，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。天是灰白色的，比湖南的天更闷，空气里有一种他从未闻过的味道，咸腥、湿热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发酵，混着远处飘来的柴油味、海鲜干货的腥气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烟火气，那是南方大城市独有的味道，陌生又压抑。

广州火车站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建筑都大。灰扑扑的水泥外墙爬着些许污渍，候车楼的玻璃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，看不清里面的模样，出站口像一张巨大的嘴，把人流吐出来，吐到站前广场上。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，清一色的外来务工者模样，扛着蛇皮袋的、拎着编织袋的、背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包的，还有人抱着用被子裹着的婴儿，人潮涌动，摩肩接踵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喇叭里循环播放着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保管好个人财物，谨防扒窃”的广播，普通话说完说粤语，粤语说完说英语，三种语言搅在一起，像一锅煮烂的粥，嘈杂得让人耳朵发鸣。广场四周的墙壁上，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广告，招工的、租房的、办证的，还有用红油漆写的“专治疑难杂症”，被风吹得卷边，又被新的广告层层覆盖，透着一股杂乱的烟火气。

陈建军在人潮中站了一会儿，辨不清方向。他想起阿强信上写的：到了广州火车站，出站往右走，到省汽车站，买到樟木头的票。他默念了一遍，出站往右，省汽车站，樟木头。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广场，没有清晰的指路牌，只有几个锈迹斑斑的指示牌，被人群挡得严严实实，想要找到方向，只能跟着感觉走，或是一遍遍打听。

他把蛇皮袋往肩上挪了挪，开始往右走。

广场上到处是拉客的人，这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最显眼的景象——穿著花衬衫、留着长头发的男人，手里举着写着“东莞、深圳、惠州、中山”的硬纸板，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喊着，声音沙哑又急切；还有些中年女人，挎着布包，穿梭在人群里，见人就凑上去问“去哪里啊？坐车不？便宜又快”，有人稍有犹豫，就会被死死拽住胳膊，硬拉着往路边的黑车走去。陈建军躲开几只伸过来的手，低着头往前走，他不敢和任何人对视，怕被缠上。一个中年妇女凑过来，身上带着一股廉价香水味，问他去哪里，他摇了摇头，那妇女翻了个白眼，嘴里嘟囔着一句听不懂的粤语，转身就去缠下一个人。

出站口往右是一条窄马路，路面坑坑洼洼，铺着的沥青早已被来往的车辆磨得发亮，路边摆满了地摊，形成了一条杂乱的临时集市，这也是九十年代广州火车站周边的常态。卖水果的摊主推着破旧的木板车，上面摆着发蔫的香蕉、沾着泥土的橘子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；卖盒饭的蹲在地上，一个铁桶架在煤炉上，里面的米饭冒着热气，菜是清一色的青菜和几块肥肉，五块钱一份，吸引着饥肠辘辘的旅客；卖假烟的把烟摆在报纸上，红塔山、阿诗玛，包装粗糙，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，却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买；卖地图的手里攥着一叠泛黄的广州地图，一块钱一张，嘴里喊着“广州地图，不迷路”；最扎眼的是卖“暂住证”的，几个瘦小的男人蹲在墙角，压低声音吆喝，手里拿着一叠印着模糊字迹的卡片——陈建军不知道那些暂住证是假的，只是觉得奇怪，这东西怎么还能当街卖，他多看了两眼，一个瘦小的男人立刻凑上来，眼神警惕地问他“要不要办证？便宜，五十块一张，走到哪都能用”，他赶紧摇头走开，心里有些发慌，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好人。

路边还有几个擦鞋的、修鞋的，蹲在树荫下，面前摆着一块木板，等着客人上门；偶尔有几个乞丐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手里拿着一个豁口的碗，在人群中穿梭，低声乞讨，有人随手丢一枚硬币，有人则不耐烦地挥手赶走。远处的墙角，还蹲着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，染着黄头发，嘴里叼着烟，眼神游离地打量着过往的旅客，像一群伺机而动的野猫，那是当时火车站周边常见的闲散人员，有人是无业游民，有人则是扒手，专门盯着那些背着大包小包、看起来老实好欺负的外来者。

他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省汽车站。省汽车站就在马路对面，和广州火车站隔着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，门口同样挤满了人，门口的柱子上贴着“严禁拉客、严禁倒卖车票”的标语，却没人遵守。售票窗口排着长队，队伍歪歪扭扭，根本不像排队，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，推搡、拥挤是常态，有人怕被插队，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，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，嘴里还骂骂咧咧。陈建军挤进去，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，他用力拽了一下，袋子撕开一道口子。他心头一紧，赶紧检查了一下——还好，撕的是侧面，东西没掉出来。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，依旧自顾自地拥挤、吆喝，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，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。

排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终于挪到了窗口前。他把头探进去，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——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，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，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，早已没了耐心。

“到樟木头的票，一张。”

“十二块。”

他把蛇皮袋放下来，蹲下身，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。蓝布还在，他松了口气，解开布包，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，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，折好，剩下的重新包好，塞回袋子深处。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，女人撕给他一张票，找回两个钢镚，叮当作响地落在窗台上，他赶紧捡起来，攥在手里。这时候，他没注意到，身后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，悄悄凑了过来，眼神死死盯着他放在地上的蛇皮袋，手指悄悄伸进了那个撕开的口子，动作又轻又快，周围的拥挤和嘈杂，完美掩盖了他的动作。

他把票揣进裤兜里，抱起蛇皮袋，从人群里挤出来。蛇皮袋似乎轻了一点，他没在意，只当是自己太紧张，产生了错觉——一路颠簸，又挤了这么久，他的胳膊早已酸麻，根本感觉不出袋子重量的细微变化。

候车室在二楼。他把票衔在嘴里，一只手拎着蛇皮袋，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往上走。楼梯是水泥浇筑的，表面粗糙，有些地方已经破损，露出里面的石子，楼梯上全是人，上上下下的，好几次差点被撞倒。到了二楼，候车室里更是杂乱不堪，几十张破旧的塑料椅子摆得歪歪扭扭，上面坐满了人，有人靠着椅子睡觉，嘴角流着口水；有人在大声说话，口音混杂着湖南话、四川话、河南话；还有人在地上铺着报纸，直接坐了下来，手里拿着泡面，吸溜吸溜地吃着，汤汁洒在地上，散发出一股油腻的味道。

候车室里闷热得像蒸笼，几台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转，搅动的风根本吹不到地面，反而把空气中的汗味、泡面味、霉味搅得更浓。他身上的汗衫已经湿透了，贴在背上，黏糊糊的，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滴在蛇皮袋上。他想把蛇皮袋打开透透气，但周围全是人，行色匆匆的人擦肩而过，有人眼神飘忽，有人盯着别人的行李打量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动——母亲的叮嘱在耳边响起，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，这里不比家里，人心复杂。

他把手伸进蛇皮袋，摸了一下蓝布包的位置。

蓝布包不见了。

他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摸错了位置。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外掏——衣服、裤子、烙饼——掏了个底朝天。没有。蓝布包不在里面。

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声音发颤，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，“我明明放进去了，怎么会没了？”他把蛇皮袋翻过来抖了几下，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嘈杂的候车室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却什么都没有掉出来。他又把衣服一件一件拿起来抖，指尖慌乱地摩挲着每一寸布料，连衣角的褶皱都仔细摸了一遍，可那熟悉的蓝布触感，那崭新的纸币质感，始终没有出现。

周围一个同样扛着蛇皮袋、操着四川口音的大哥注意到了他的慌乱，凑过来低声问：“兄弟，咋了？丢东西了？”

陈建军抬起头，眼睛通红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大哥，我……我钱没了，八十块，我娘省吃俭用攒的，是我来广州的全部钱啊……”他的声音哽咽，话都说不完整，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，喘不过气来。

四川大哥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里满是同情：“唉，兄弟，你怕是被扒手盯上了。这广州火车站，扒手多的很，专挑你们这种第一次来、老实巴交的外来人下手。你是不是刚才排队买票的时候把袋子放地上了？”

陈建军猛地一怔，脑海里瞬间闪过那个穿灰色外套的男人，想起排队时对方刻意的靠近，想起自己低头掏钱时，似乎有东西碰到了蛇皮袋。“是……是有个穿灰外套的男人，就在我身后！”他激动地抓住四川大哥的胳膊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“大哥，你说我现在去找他，还能找到吗？”

四川大哥摇了摇头，语气沉重：“难喽，兄弟。这扒手作案快得很，得手就混进人群跑了，转眼就没影了。不过你别慌，前面有个治安岗亭，你去报个案试试，说不定运气好，能把钱找回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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