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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选拔到朝堂决策,从迁都分封到讨伐诸侯，全都要对照谶纬书籍。

汉朝的神秘学花开遍地、生机勃勃，克苏鲁来了都得倒退一射之地。

但，宋儒的魔怔方向却是宕开一笔，另起新篇，创造了另一个高峰——他们狂念道德妙妙经。

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即使打赢了西夏，也要无偿把土地还回去，以示“天子的仁慈”。

程颐、程颢等理学大儒认为筑城御敌不仁，对西北修筑堡寨防线的政策狂喷怒斥，导致大量西北国防工事被下令拆毁、废弃。

靖康前夕，面对白山黑水间悍然崛起的劲敌，太学生、台谏儒臣、道学官员们集体上书反对整军备战，幻想着通过挥舞着道德大旗感化金人。

翻开宋史，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是头晕眼花，心里冷了又凉，脸色青黑又红温，没“嘎嘣”一下死在那都是心血管保养的好。

而相对宋朝儒生天真软弱、幻想道德治国的魔怔方向，明朝儒生的魔怔思路则是极其不十人间烟火，清高得两脚离地。

明代朝野上下的文人官僚，普遍以不通政事、空谈义理为清流标榜，反倒将赈灾理政、务实干事为庸俗不堪。

灾荒之年只谈“罪己修德”都是小操作，到亡国时还有的是明儒认为——这是君王德行有问题啊！

明儒们热爱引经据典、道德批判、清谈议政，最后“平时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”。

这群魔怔人发展到极致时，更是明文鄙视百工技艺“奇技银巧、乱人心志”。

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把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精髓摸了个透，被李约瑟盛赞为“17世纪中国科技百科全书”，但这样科学著作却根本没有得到重视。

在《天工开物》的序言里，连宋应星自己都哀叹“丐大业文人，弃掷案头，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”。

事实上，这本书在刊印两次后，便在国内的主流知识界销声匿迹，陷入长达两百多年的社会性失传，直至民国时期才从海外重新传回。

这种对科学的轻视就像老宅幽暗角落的湿腐生物，悄无声息地扩散、蔓延、腐蚀、啃噬，最终甚至一步步锁死了火器发展、军工精进的所有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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